【1】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心得体会
2019年12月20日至21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规格高，说明中央对城市发展高度重视，指明了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会议主要强调了城市功能定位、当前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为解决当前发展存在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作出了深层次的探索。会议指出以科学发展、创新发展为未来城市的发展主题，同时要积极探索和解决时下多数城市发展均存在的“城市病”问题。
城市是创新创业的核心载体
城市是人才集中、物流、信息流的集散中枢。此外，城市还是金融资本集聚的地方，因此城市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功能，是带动城市以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动力来源。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新常态下，城市依托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必然担当起创业创新的核心载体。当前，新的发展动力要靠创新，而城市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空间和平台。创新必须靠城市，人口的高度集聚才能产生思想激荡，才能迸发创新的火花，也能提供广阔的市场。所以，在经济转型升级和促进创新创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时刻，重申城市建设的关键作用，指明城市建设的战略性方向，就是为了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和深层次的动力，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升级成功提供着力点。
现代化城市需具备以下特征
以往的城市发展中，有的地方为了盲目追求gdp考核指标，往往在城市发展上片面强调城市发展规模和速度，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累积起了钢筋水泥森林，不仅造成了财力积累的浪费，甚至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财政严重透支，盲目发展的结果是大规模的出现“鬼城”、“死城”现象。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城市发展重要性的同时，提出从速度型城市建设转变成质量型城市建设，各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把握合理的维度，是这次会议的亮点之一。
城市建设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也是发展理念的重大改变。中国经济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靠创新，而创新中必须靠城市更好地聚集人才。所以城市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创新水平，中国创新的水平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水平。未来城市发展要注重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具备现代化发展的城市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政治现代化，即拥有高效的行政机构、高水平的管理手段以及科学的决策系统和民主监督手段。
二是经济现代化，城市经济功能全面、产业结构合理、对外交流活跃、经济主体富有创新能力。
三是基础设施现代化，即具有便捷通达的内外交通、高效优质的通讯服务、充足的水电供给、良好的废污处理和可靠的防灾系统。
四是环境的现代化，即自然环境现代化和人工环境的现代化，注重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历史传承。
五是居住方式的现代化，即城市能为市民提供高质量的居住条件，保证其舒适、安全、私密性和服务方便。
六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城市具有高质量的科研机构并拥有相当规模的科技人员;有充足稳定的科研投入和发育良好的科技市场;能追踪、引进和吸收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扩大。
七是社会的现代化，即城市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相互相成，互为促进。
八是文化的现代化，即形成富有地方与民族特色的城市文化，并具有积极的扩张力和强大的吸引力，能影响市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九是教育的现代化，拥有完善而先进的教育设施、发达而全面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具备一流水准的高等教育和普及深入的职业教育。
十是人的现代化，即城市居民的观念和素质的现代化。为城市持续发展提供智慧源泉。
城市发展要注重百姓参与
推动公众参与城市建设，实现得到人民认可的“人民城市”，是本次会议的另一大亮点。市民参与城市建设决策是城市发展思路的进步，是城市发展中贯彻和实施“以人为本”精神的重要方式。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城市建设仍然是政府主导，而如何尊重居民的主体性是未来城市建设中需要考虑的问题。过去的城市发展决策者往往追求政绩工程，“土地财政”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本精神。城市发展需要进一步关心百姓所在乎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职业教育”等问题，以及如何均等化的市民待遇问题。未来城市发展水平要想真正提高，就必须让更多的市民来参与管理城市，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鼓励市民和社会组织更多参与到城镇化治理，才能切实提升城市的管理和运营水平。当然，各级政府在实践中真正践行这个理念还需要一个过程，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百姓城市”，说明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注意以往城市建设和发展方向存在的问题，并以“百姓城市”的思路和方法，对以往偏离的方向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加以纠正。
【2】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心得体会
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有百分之百的努力。除了对这一事件的深挖、问责，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之外，如何举一反三，警示其他城市管理者，也应该是题中之意。
显而易见，于昨天结束的、七常委出席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不会是专为深圳而开。但因着深圳的事故，我们对“城市工作”会有更直观的感性认识。
毕竟，上一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还是在37年前的1978年。
这可是个大新闻。
论
把单项工作提高到中央层面来开会，或首次升格、或时隔多年后重开，本届中央已经不乏先例。前者，如群团、统战;后者，如文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被本届中央高度看重，认为不是某一系统、某一部门的事，而是要上升到全局、总体的角度来看、来抓。
那么，城市工作有这么重要么?
是的。本次会议，对于城市的地位有全新表述：“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城市也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火车头”;“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换句话说，这个“城市工作会议”，不仅是事关城市管理、城市规划等的狭义“城市工作”，更是从全局、系统的角度来看城市。与此相对的，就只有“农村工作”了——如你所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每年都开。
37年后召开此会，更加具备现实因素的是，城市现在还“病得不轻”。
病
每次出差到其他城市，岛叔都会在三杯过后，推心置腹地跟当地的朋友说，真的不想回到北京(北京土著莫怪)。
除去围城的心理因素，你我皆对城市病感同身受。上下班若开车，堵;地铁公交，挤。车开得多、周围工厂和建筑工地开足马力，霾;超市买个东西、医院看个病，等。住远点儿，累;住近点儿，贵。地铁 乞讨走到面前举个碗，烦;看见城管呵斥小贩，居然都漠然。下大雨，水漫大街，更堵;现在还多出要担心垃圾哪儿管。大家心情都不太好，看上去都匆匆忙忙、对自己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
城市病，症在表层，疾在腠理。没有归属感的城市，来自于异地的陌生感;异地的不融入，也因为房价、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更加加深。没有户口的城市漂们如此，没有话语权的进城务工人员们更是如此——他们的背后，还有留守儿童、撂荒的土地、空虚的村庄等更多问题。
城市病，同样还有另外一种表达。
比如大拆大建。岛叔的家乡，某一任市委书记就曾喊出过“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口号，以轰轰烈烈的拆迁造就了一批暴富市民，开着路虎不知道干什么，只好去跑出租;拆完之后的房地产，则全民搞借贷，最后资金链断裂，市政府天天被围。
大拆大建规模有所不同，但造城的运动却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轰轰烈烈。一位长期留洋的前辈在饭桌上说，即使是在中国的心脏北京，也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是中国。看上去，这里和世界上、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也没有什么分别。这里，有古迹保护的问题，也有千城一面的问题。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局
要治病，得从根上找。
大城市的土著们会问：嫌城市不好，回家去啊!但在大城市漂们会说：除了大城市，我们又能去哪儿呢?
就拿北京来说吧。在岛叔的大学同学中，江浙、广东的生源，很多并不留恋北京;对他们来说，家乡的机会同样很好，环境也更优。而比如在北京，外地人口聚集最多的，正是河北、河南、东北等人口众多又发展落后的省份和地区。他们或是因为读书来到此地(本省没有什么优质高校)，或是因为距离更近、机会更多而选择 离家。一方面，大城市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周边的小城市、小城镇也因为资源、人才的“虹吸效应”而长期得不到发展，只能在低端产业上徘徊，众星拱月般地给地区中心城市“作贡献”。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城乡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如果说到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等问题，同样是本难念的经。
在城市规模迅速扩展的时代，古迹保护、环境保护大多不太提得上日程，毕竟建设要紧、规模要紧、政绩要紧，领导层又换得那么频繁。在“建设-政绩-提拔” 的默认逻辑下，官员有强大的动力搞建设(更遑论还可能存在经济利益操作空间)，一如此前GDP的唯一指挥棒效应;城市项目怎么改、怎么建、谁来建，也往往 决策一言堂、拍脑袋，听证会走过场，招标内部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央巡视组，都在巡视的省份提出“领导干部亲属子女插手基建”问题——没有法治思维，也没有法治监督环境，遂使人治横行。
而由于规划的不合理、拆建的随意性，不仅造成浪费，也带来管理的扯皮。深圳的渣土场，批建归一个部门，管理归另外部门;天津爆炸暴露出的港区和市区的行政重叠，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哪怕不说灾难，就连过早地拆除房屋这件“无伤大雅”、甚至以“砸玻璃让玻璃工有活儿干”式拉动GDP的事，每年中国就在这事儿上就能浪费超过4600亿元。
这么说吧，城市工作几乎涵盖你生活中耳熟能详的每一个概念范畴：经济、社会、生态;户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社保;拆迁、建设、上访、城管、卫生、规划……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何况中国认定小城市的规模都是城区常住人口超过20万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治
病重、活儿多、根子深，就必须以全局的目光观之，以更高层级的力量破之。
中央的提法，是抽象性的“五个统筹”。在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一、统筹空间、规模、产业、提高全局性;二、统筹规划、建设、管理，提高系统性;三、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提高持续性;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宜居性;五、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积极性。
听起来抽象，其实也不是太难。
从思路上理解，首先，城市工作这件事是要和国家整体战略对接起来的。前面，连着全国的城区规划、城镇化战略;后面，则有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着。也就是说，无论是优化、培育城市群，还是把城市与农村工作联动，都要放在这个盘子里通盘考虑。说白了，如果全国有十个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北上广深式的城 市、或者次一级的中心城市，不仅中国经济发展将更加健康，对于人口流动、资源配置等社会问题也是极大利好。此次提到的“力争在2019年前完成城市棚户区、危房、老旧小区改造”，与“7000万人口脱贫”存在一定政策关联，也使房地产去库存具备了政策操作空间。
第二，城市管理者应当更有“定位”思维。1978年开这个会的时候，主体放在“建设”上，有时代背景;49年开类似会议的时候，中国城镇化率只有 18%，同样需要大搞建设。但现在，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2%，现在已经不是盲目摊大饼、上规模的时候。怎么定位自己的城市?如何结合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文化特色，找到自己的独特卖点?这是摆在所有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这个题答得好，近，可以解决千城一面的问题;远，可以掌握改革发展、城市建 设的节奏和规划。
第三，城市管理者应当有“服务”思维。此次会议，把“安全”定在了城市工作的首位。这其中，不仅有现实发生的灾难作为背景，更是要让城市管理者思考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是为了什么。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种叩问、一种自 省。与战略、定位相配套，户籍、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属此列;对于环境生态的保护和修复，也不只是对上负责地完成任务。
第 四，城市管理者应当有“法治”思维。前任领导定下的规划，不能换个人就变;提倡城市修补、考虑城市历史传承，同样要求不能随便大拆大建。同样，“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确定为城市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同样要求法治思维，而不是政府完全主导，被规划方、城市居民只能听天由命、告解无处。
其实，让岛叔最感兴趣的是这一句：“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也就是说，这件事以后不再只是分管领导的事儿，而是和反腐、环保、党建一样，成为了党政一把手的事儿。职责明确，干得不好，责任，也就更好追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