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亮点不少，会议提出明年中国经济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并围绕上述任务落实提出不少新颖表述：如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化解产能过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化解房地产库;降低社会保险费，帮助企业降成本等等。在笔者看来，上述措施的推出体现了决策层平衡稳增长、调结构与促改革的顶层设计。
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关注美好愿景如何落实同样是关键。毕竟存在一些看似矛盾的目标，在操作中自由发挥的尺度很大。例如，降杠杆、去产能必定导致经济下滑，稳增长能否兼顾?鼓励农民买房后，就业和社会服务是否可以保证?而这又和地方政府收入下滑之间的困境如何协调?
如此一来，不少问题在落实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实际上，12月中国审计署发布的稳增长跟踪审计结果，截至10月份，铁路、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进度缓慢延滞，有些项目完成10%都不到，便足以说明难点在于落实。因此，明年能否做到增长放缓中的结构转型，加快改革又不至于经济失速，还需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难点有充分准备。
第一，如何在全球经济疲软中防范金融风险?
2019年海外经济的不确定性空前加大，体现在：
首先，美联储危机之后首次加息，但全球经济走势并不明朗，金融市场动荡不会减少。在笔者看来，美国经济复苏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尤其是地产与金融业，而二者对宽松货币政策依赖较重。其实美国制造业表现不佳，11月ISM制造业PMI跌至48.6%，且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如非能源贸易逆差高于危机之前。前期低利率透支消费能力，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步伐，预期分化加剧金融市场波动。
其次，发达经济体中，欧洲日本面临抗通缩，形势严峻。伴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如今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已然出现分化，欧洲、日本抗通缩压力超出预期。特别是一直被视为全球贸易晴雨表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目前跌至破478，已差于次贷危机时的509点低位，且创1985年1月该指数创建以来最低水平，预示明年全球经济困境。而考虑到油价超低位、铁矿石价格下跌以及供需失衡，全球何时走出通缩尚不可知。
最后，新兴市场国家危机重重。全球经济疲软，美元走强加剧债务负担以及资金撤离，新兴市场自2019年以来已经遭受重创，明年或继续恶化，巴西、俄罗斯更是重灾区。如今年巴西GDP预期降至1.5%，创下自2008年12月以来的最糟糕纪录。俄罗斯面临低油价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与此同时，新兴市场货币贬值风险加大，哈萨克斯坦、阿根廷、阿塞拜疆等相继取消汇率管制凸显资本冲击压力，明年亦是动荡之年。
除了明年全球经济的整体困境并不比金融危机时乐观，金融市场动荡局面也未见得比今年轻松。这就意味着不仅受制于新兴市场需求疲软，美国需求复苏难以弥补缺口，明年中国出口形势比今年更严峻。更意味着明年中国经济依然面临外汇市场动荡与资本项目流出的双重压力。
可以看到，今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大幅贬值，虽然后期央行出手，但干预成本也不小，外汇储备一年之内从3.8万亿美元降至3.4万亿，情况严峻时外储单月下降超过900亿美元。加入SDR以后，人民币再次对美元贬值，人民银行发布CFETS汇率指数呼吁重视一篮子货币，是改革决心亦是外部环境恶化下的不得已之举。与此同时，国内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如果又要面临压缩产能、去杠杆，又要面对资本项开放，防范资金流出与海外动荡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冲击，是明年的最大考验。
第二，如何协调各种目标在实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明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理想愿景。其中，去产能与去杠杆不可避免的会对经济造成冲击，而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又被寄希望于避免冲击过大，支持增长不至于失速的举措。但毫无疑问，根据以往经验，理想情况在落实过程中必将面临不少难点与困境。
以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为例。中国审计署近日发表了全国稳增长跟踪审计情况，结果显示，截至10月底，铁路、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存在进度缓慢延滞的问题。逾85亿铁路项目投资完成率不足10%，九成水利工程未办正式用地审批。稳增长落实不如预期，在笔者看来，与资金匮乏，地方政府收入锐减而又承担过多事权，地方官员激励措施改变导致怠政情绪蔓延有关。
而去年年底通过的“43号文"，在今年执行过程中亦面临困境，即存在财政约束过紧导致项目开工缓慢，稳增长力度不足的问题。其后不得不通过先后三次总计3.2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风险才有所缓解。可以说，这边是落实中改革与增长之间艰难平衡的鲜活案例。
展望明年，产能过剩化解位列五大任务之首。但毫无疑问，无论是去产能，还是去杠杆，其早已是困扰中国经济的顽疾，在经济下滑阶段，切实落实必将对增长造成打击，而这种阵痛决策层是否准备好承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告中提到，考虑到失业安置问题，提倡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是一种平衡思维，但也面临理想状态推进的不确定性。试想在市场条件下，僵尸企业财务状况若已达到破产境地，反而要求兼并重组，又如何操作?由谁出面?倘若任务又会落到国企肩上，是否有违于国企改革初衷?
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在落实中，也存在两难。例如，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化解房地产库存被寄予厚望，但房地产库存多的地方大多在三四县城市，或在东北重工业地区，要做到非户籍人口落户谈何容易，其背后不仅涉及对购房者提供的购房补贴，还涉及就业及公共服务的提供，而这对于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而言如何应对?
又如货币政策方面，降低成本必然要求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考虑到当前银行存贷利率差不断缩小，同时1.5%的CPI，美联储开启加息，继续降息或将面临实际负利率造成的福利损失与资金外流的压力，且边际效用递减，操作空间同样有限。
第三，如何切实落实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近来热议的词汇，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亮点。参考国际经验，部分解读认为供给端改革的最主要新意在于减税。但在笔者看来，这并非其主要含义，实际上，考虑到前期营改增推行已然慢于预期，且当前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境，进一步减税的空间有限。
在笔者看来，供给端改革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其实与三中全会的核心思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国起决定性作用一脉相承。为何有此判断，原因在于追溯困扰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诸多难点与矛盾，归纳总结下来，无外乎以下三方面关系尚未理顺：
第一，中央与地方利益存在博弈。正如上文多次所谈，去产能去库存都需要地方财政支持，但如今财税改革在理顺财权与事权进展缓慢，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如何加大支出?考虑到官员考核与激励机制转变，当前地方政府不作为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第二，各利益部门之间存在博弈。例如，当前“一行三会”目标差异化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改革;落实税制改革方面，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常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项目审批方面，同样面临发改委与财政部之间存在的财权、事权和审批权不统一的现象。因此，避免内部损耗导致改革空转，需要破除部门利益，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做出安排。
第三，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例如，早前政府给予厚望的PPP，之所以推进缓慢，与民营资本担忧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传统做法密切相关;而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营造出合适的土壤，通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规范的法治氛围，以及制定适宜的标准，让创新得以生存。
总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9年的经济运行开出了不少良方，但政策繁杂，落实不易，如果能够多考虑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目前的困境，国内多重目标之间的艰难平衡，以及把握住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即制度创新，方能找准病症，对症下药，克服这些难点或许可以超预期地完成明年经济发展的各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