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5月25日晚，中央电视台、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千年包公》在央视纪录频道开播。
首集《千年包公》以“清心直道”为题，介绍了包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个性形成的原因，并通过包拯家训以及包氏后人对他的怀念，突出包拯清正廉洁家风对世人的深刻影响。
另据安徽当地多个政府部门、院校网站5月25日消息，已有不少单位组织党员干部“准时观看《千年包公》”，并“积极撰写观后感”。
据历史记载，包拯(999—1062年)，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字希仁，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灜、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
《包氏家谱》记载，包氏先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申包胥，此人品行高尚，为救楚国“哭秦庭七日”，秦哀公最终被感动而出兵救楚。楚国复国后，楚王要重赏申包胥，他却拒不受赏，隐居深山。后来，他的子孙以其名字中的“包”为姓，称为包氏，包拯是申包胥的第三十五代孙。
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包拯为官时的清明廉洁与执法公正，不仅成为后世代代相传的佳话，更成为千年以来执法纪者勉励自身的标杆。
包公遗训直斥“家族式腐败”
据纪录片介绍，公元1062年5月13日，正在枢密院处理军政要事的包公，突然发病，卧床不起，自知来日不多的包公，提醒家人要谨记自己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在这则包氏子孙世代铭记不忘的家训里，包公要求后代子孙，如果做官者胆敢贪赃枉法，活着不准迈进老家的门槛，死后也不准归葬于祖坟。
北京联合大学历史学教授孔繁俊在纪录片中表示，包公的家训可以说是家风的一种凝练，这种家训突出了廉洁的方面，直白而且严厉，他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后代也必须这样做。
另据出土的多块墓志铭记载，包公的儿子包绶“清苦守节，廉白是务”，孙子包永年“莅官临事，廉清不扰，而孝肃公之遗风余烈在也”。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赵冬梅称，包拯首先是一个孝子，是一个好儿子，是一个好父亲，是一个好丈夫，然后作为一个好人，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官。“所以我们如果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要培养一个好官的话，我想应该从家风，从家的那个地方，那是根，那是我们文化的根，从那个地方做起。”
“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201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曾在中央纪委全会上提及家风建设。
《中国纪检监察报》今年3月末曾刊文指出，在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其妻于丽芳频繁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索取收受巨额财物。其子多次插手土地、工程项目，大肆收取好处费。经查，苏荣共有十余名家庭成员涉案，可谓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
文章称，苏荣腐败案是典型的家族式腐败。家里面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这种“全家腐”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家风败坏。
文章还称，2019年10月，中央纪委在对河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本顺被“双开”的通报中，首次使用了“家风败坏”这个词语。通报指出，周本顺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放任纵容。
文章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族式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家风败坏已成为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从2019年2月13日到12月31日，该网站共发布34份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其中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比例高达62%。一半以上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包公年幼时已知官员和富人界限
近年来，中央纪委已通过多种方式，推广古今正面典型。自2019年5月22日起，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及客户端围绕“中国传统中的家规”，相继刊发《郑义门：孝义传家九百年》等二十多个专题，弘扬传统家规文化。
至于包拯所处的北宋，则是个偃武修文的朝代，史书记载：“帝深恶赃吏，内外官赃罪，多至弃市。”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宜在纪录片介绍：“赵匡胤对贪官污吏是非常痛恨，因此在开宝元年，改元的时候应该大赦，可是，大赦中十恶不赦，特别是对贪官污吏不能赦。”
为了警示官员，宋太祖赵匡胤令每个官府衙门门口，都要立一块石碑，上书：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在纪录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介绍：“包公的父亲做过县令，还在朝廷做过散官，他应该非常清楚宋朝廷对贪官的痛恨，并以身作则，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包公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父母是包拯的第一任老师，那么，当时北宋文坛名人、庐州知州刘筠则是他的第二任老师。公元1021年，在包拯23岁的时候，与朝廷奸党势不两立的刘筠在失意与愤懑中，调任庐州知州。
一个偶然的机会，包拯与刘筠相识。刘筠为人刚毅正直，嫉恶如仇，少年包拯的孝行与学识受到了刘筠的赏识，而刘筠的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也对少年包拯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赵冬梅表示，在宋代，这些地方长官，他们本身都认为自己负有教育培养当地的青年的责任，他们不认为自己只是官员，他们认为自己也是一个老师，所以结交认识挖掘当地的人才，这是当时宋代地方官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赵冬梅称，“少年包拯，小小年纪，他就已经非常清晰地知道官和富人之间的关系，界限应当在哪里。他非常有原则性。”
公元1031年前后，短短几年间，包拯的父母和恩师刘筠先后去世。公元1032年，包拯的母亲张氏去世，守孝三年，到1035年就应该结束了，可是他却没有选择在此时复出。
北京联合大学历史学教授孔繁俊在纪录片中解释，“包公对父母的尽孝做到了，而且影响非常大，接下来包公就想，如何为国家尽忠，为朝廷效力。这方面他也是做了深入的思考，不然的话，为什么他在做官之际写了明志诗呢?”
孔繁俊教授所说的明志诗，又称为“清心诗”。
公元1037年，39岁的包拯写下了这首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第二篇：
近期，由省纪委牵头组织，中央电视台、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三集高清电视纪录片《千年包公》在央视纪录频道上映。第一集《清心直道》，介绍包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个性形成的原因;通过包拯家训以及包氏后人对他的怀念，突出包拯清正廉洁家风对世人的深刻影响;第二集《铁面无私》，在真实历史文献基础上用影视剧手法再现“七弹王逵”、“六弹张尧佐”与“断冷清案”等典型史迹，突出包拯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可贵精神;第三集《以民为本》，通过“断牛舌案”、“匿金案”、“陈州折变”、“不持一砚归”等历史故事，展现包拯以民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为官为政思想。《千年包公》内容生动感人，让人受益颇深。
一是清正廉洁，严于律己。 包公生活简朴，离任时“不持一砚归”，连自己在衙门用的端砚都上交了，堪称清正廉明的典范。其赋的《书端州郡斋壁》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也正是包公立身处事的真实写照。党员干部要严于律己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做政治上清醒的人，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把好理智关、情感观、廉政关，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切实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戒”，唯有如此，做事才有底气。
二是勇于作为，为民请命。 包公不畏强权，敢于为民做主，主政端州期间，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为端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深刻意识到，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员干部要以包公为榜样，践行“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 的执政理念，唯有如此，为官才有分量。
三是埋头苦干，尽职尽责。 包公关注民生，锐意改革，能妥善解决各种棘手问题，这是作为一名官员责无旁贷的职责。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更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党员干部要切实做到“心中有责”，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推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唯有如此，人生才有作为。
弘扬包公文化，树立清正廉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既是当前社会发展亟需的政治诉求，也是我们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名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更有责任和义务去学习、传承包公文化，深刻领会包公善政、勤政、廉政的施政理念，发扬包公不畏强权、为民谋政的实干精神，强化为民请命的政治意识，切实用好手中的权，造福一方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