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综合改革是深水区的改革，即使富有改革经验，上海这个“老船长”，也面临着如何破浪前行的考问。
水路艰险，风浪蛰伏。上海一直是各项改革的弄潮儿。“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这既考验功夫，也需要定力。
在上海的航线图上，到2019年，要形成系统完备、开放有序、高效公平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争创世界一流。
各界目光聚焦上海。汪洋浩茫，如何取舍航道，如何激励身后的船队百舸争流，如何保证航向不生偏斜？在上海教育人眼中，要绝江河，“老船长”眼前还有一段很长的航程。
择航道：
疏旧开新 波路壮阔
在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地界内，将陆续建起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级大科学设施、开放式创新平台，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项目和基础工程。
在国家和上海的战略规划中，它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策源地，而其管理中心将依托于上海科技大学。有人不解，为什么是上科大？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都把分校建在这里，舍老将，择新兵，是为何意？
上海市发改委给出了答案，这所新生的学校有体制机制优势。新船灵巧轻便，相比老牌大船，更易辗转腾挪。这是上海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中的航行信号——开辟面向未来的新航道，疏浚旧航道之壅塞。
上科大新在哪？该校副校长兼教务长印杰举出一例，他们招聘教授的广告主要刊登在《科学》《自然》等国际顶尖学术刊物和相关网站上。有人问，怎么没看到你们的广告？这是上科大选人的门槛，“不论你在国内还是国外，如果你是从事前沿科研的科学家，怎么会不关注这些学术刊物和网站？”
首先要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然后是新的架构和体制。上科大整体体量小，领导层精简，严控行政管理人员数量，连体育等公共课教学都通过与其他高校合作完成。但教授和科研人员的口子却是放开的，在未来的规划中，上科大将按照1∶10至1∶12的师生比建设一支1000人规模的专任教师队伍，选聘500位常任教授和500位特聘教授。
上科大的地理布局也新。在它周围，环绕着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等国家级大科学设施和科研机构。国务院已批准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超强超短激光等新一批大设施落户上海。将此地打造成为高度集聚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任务落在了上科大肩头，它需要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融合向前真正推进一步。
“要将用人体制用活，让大科技和大学合作。”在上科大，一年级本科生就可以参与学校旁的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的项目。印杰表示，大学有科学家，但可能欠缺高端大型设备，把他们和大科学设施结合起来，才可能把研究做大。
在此战略布局中，上科大承担着整合创新价值链，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功能。在5月底举行的全国科技“三会”上，中央领导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破除阻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
教育的旧航道上还存在哪些壅塞？在多位教育人看来，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路上，还遍布着绊脚石。
“成果是教师的，产权归学校，其中的利益如何分账？”
“是否可以引进风投？把高校科研团队的专利许可卖给可以开发的公司，高校教师再去做新的研究，属于市场的归市场，属于研发的归研发？”
“我们应该更关注社会上围绕成果转化的创业力量的形成和培育，加大对它的支持。”复旦大学科技处处长殷南根介绍，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复旦正在探索建立一批工程化平台，融合大学、社会投资和地方政府三方力量。
“探索各种机制，加上上海又是金融中心，未来可以使我们走出一条新的培育科技成果的路。”上海理工大学总会计师赵明说。
“将科技成果转化，对于教授和团队也应该算作代表性成果。”殷南根意指此前科研评价体系的缺漏。复旦大学曾有位教授研制出猪口蹄疫基因工程疫苗，实验效果佳，但因该成果不为当时的科研评价体系所重视，在该教授临退休时，未能及时组织可持续攻关的团队，加之承接该项成果转化的企业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最终该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产业化。
如何建立更公正科学的评价体系？“纸生钱”可以纳入评价体系吗？上海未来将继续探索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与激励体系。
“应该区分成果之间的表现形式。”从2009年起，复旦就在探索代表性成果评价体系，从总量评价转为关注水平和贡献，但新问题随之冒出，比如如何通过评价的调整，鼓励多学科合作？如果物理系和化学系合作，科研绩效怎么算？殷南根感言：“复旦大学的成果评价机制还需要完善，还会遇到新的考验。”
改造后的航道，是否具备了合适的深度、宽度和转弯半径，这些都影响着未来航程的通畅。破和立，新和旧之间，决断最难。这是上海教育人的共同处境，比如人口导入地区的教师编制怎么调节，比如上海高考由“3+1”变为“3+3”后部分学科的师资结构性短缺要如何应对？
“比如引进一个院士级人物，安置性经费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额。这笔经费要怎么支付？税怎么解决？分次给，不能解决人才引进的急需问题，如果一次性支付，人才中途走掉，那钱怎么办？”上海大学原总经济师张平伟说。
在未来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中，用于人的费用可达50%。实行此法后，引进人才和本土人才薪资不一，前期引进和后来引进的人才薪酬落差过大，怎么解决？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总量确定，如何“既奖勇士，又稳军心”？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是不是要另外计算绩效工资？
张平伟认为，要解决好人的问题，还需要进行更高层的配套。
带船队：
各备粮草 百舸争流
“一所学校，如果只是公转，没有自转的能力，它就没有活力。”上海已经画好高校“十二宫格”的棋盘，接下来呢？在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滕建勇看来，每个学校找好自己的定位，激发内生活力，才能把整个局走活，形成百舸争流之势。
是做掌舵的水手，还是像乘客作壁上观，随波而流？改革大势启动后，参与其中的每个个体，都要面临这道选择题。
“同济的学生设计铁路，我们的学生做什么？”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刚更名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对于它未来的发展，校长陆靖已经有了规划，“我们的追求应该是为中国的某个行业提供关键技术，某个行业的标志性人物由我们培养，某个行业产值的增加源于我们的专业。比如，修建了铁路就要运营和维护，我们培养的学生就做这个”。
民办大学上海建桥学院校长潘迎捷在高校的二维分类中看到了蓝海，“按传统来看，民办大学的发展非常深地沿袭着公办大学的思路，这基本是死路一条”。现在上海已经撕开了口子。
“高校分类是为了避免资源过度分散、学科专业设置过多过杂。”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张珏参与设计了高校分类管理体系，他认为新的格局意在淡化高校竞争的高低层次之分，鼓励每一个分类里都办出有特色的大学。
基于自身基础能力建立特色专业群，是上海为各个高校特色发展指出的航向。但探路的船队已经发现，路上还暗藏不少礁石。
陆靖的困惑是现有的专业目录仅关注了学科体系而与市场实际相脱节，“比如我们的香精香料专业培养的学生很受欢迎，但是在现有的专业目录上，我们只能写成轻化工程”。
“新的产业重组过程中，产业融合比我们专业融合要快。”这是潘迎捷的担忧。
“传统的专业设置都是学科导向，实际上忽视了行业导向。现行专业目录有些滞后，上海希望在应用型本科建设和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对专业设置和建设做一些探索。”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郭为禄说。
即使是传统名牌大学的优势学科，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机械学科，对于未来的发展也有焦虑。“他们学科排名属一属二，但在答辩的时候都有危机感，怕没有再投入的话，可能被赶超。”张平伟在对高校学科进行财政评审时，发现了普遍存在的这种焦虑。
如何依据不同办学类型、层次的实际办学成本差异和办学需求，实现财政和教育投入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难题。以往高校的基本支出，依据的是招生数和在校生数拨付生均定额的总额，往往导致高校盲目扩大规模、为争取更多国家财政拨款而忽视内涵发展。
确定了分类发展的格局后，上海配套制定了差异化拨款投入机制，高校财政拨款将逐步转变为“绩效型”。
“在拨款上，专业设置和建设应该是很重要的杠杆。专业设置要与学校定位相适应，与办学能力相适应，体现办学特色。不能什么菜都往篮子里装。”郭为禄表示，在转型过程中，上海应该以此推动高校的专业建设，如培养方案的改革、专业建设的评估等。
“供求之间不会平衡，求的方面永远供不足。”赵明认为，在这种供求矛盾客观存在的情况下，高校应该通过全面预算管理，加强学校各项资金资源的统筹使用和效率发挥，“上海高校还需要提高预算管理能力，特别是要加强预算执行时效性和均衡性的分析和评价机制，加大对预算执行效果分析和绩效评价的力度。在此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上海教育和财政部门近年启动改革，要求高校在提交预算计划时，同时要交上一个三年中长期规划，并要求将其量化到“十三五”规划的资金资源中，“这样就明白了哪些钱要从财政上去要，哪些钱还要自己去筹集”。在赵明眼中，综合改革要走的这步财政棋，还需继续加快进程。
与高等教育发展格局配套，上海还建立了公办高校生均综合定额动态调整机制，制定分类拨款标准，并探索民办高校公共财政扶持方式和专项扶持经费用途的改革。“将来的投入、资源配置，都按照这个规划走，这是管教育的依据。”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说。
“除了向财政要钱以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渠道突破自身教育投入的瓶颈？”身为上海理工大学总会计师，赵明认为作为市地方公办高校委派总会计师，还担负着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立足中长期，帮助高校为后续发展做好资金安排，在建立起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筹资能力。
当上海在财政上实现了“三个转变”“三个打通”后，高校拥有了不同渠道的资源，如何发挥资源集聚的效用？“以前高校是‘看菜吃饭’，财政给什么，就用什么。现在变成了‘点菜吃饭’，有统筹运用和发挥效益的自主权了。”赵明说。
在上海的教育综合改革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后，各个区县、各个高校都确定了自己的综改方案，并依据“十三五”规划制定了自己的“自转”计划。“但是教育改革不会立竿见影，效果可能要等到我的后任的后任才能看到。现在是打基础，真正要出效果，时间还很长。”翁铁慧说。
追航标：
有星启明 可绝江河
高考选拔如何既看分，又看人？有人认为，未来的高招选拔将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500分的考生，而不要501分的考生？2019年上海将实施“两依据、一参考”的多元录取机制，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录取。
早在2019年，上海就在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试行综合评价录取改革，为2019年高考改革“探路”，录取了1201名考生。今年，试点综合评价录取改革的高校阵营扩至9所高校。
这些学校向社会公布了详尽的录取方案，其中综合成绩依照高考成绩、面试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6∶3∶1的比例合成，最后按招生计划择优录取。
如何通过过程性的综合评价，选拔满足高校特色和需求的人才？上海希望这些学校能在30%的面试内容中有所发现，这也是新高考启动后要追寻的答案。“以往是用科目选拔人才，以后不只是科目，其核心要和高校招生结合在一起，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重要参考。”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说。
翁铁慧说，她参加过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开放日，校长的一席话让她很触动，“他和学生说，你们已经具备了上这个学校的能力，接下来让我们互相了解。你们中的一些人将被录取，那是因为上海纽约大学需要什么样的人，你们符合；有些人没有被录取，并不是因为你们不优秀，你们可能被更好的大学录取”。
上海的高考改革探索中重要的一点，是以高考改革倒逼高等教育改革，推动高校建立起各具特色的招生综合评价体系，从而为未来高校探索特色化办学提供条件。“用什么标准选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给高校很大的创造空间。”郭为禄说，“如果仅仅用分数检验，就不能体现‘参考’的价值。但真正走到那一步，路还很长。上海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旦和高校招生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是否符合高校招生需要，内容是否真实，高校要怎么参考，都是要核心解决的问题。”贾炜形容，在上海教育人眼里，综合素质评价是一个好东西，但这个好东西，怎么用、怎么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去年，上海延安中学一位学生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录取。尽管成绩中游，但其因出色的活动组织和策划能力以及丰富的社会实践经历，在面试中脱颖而出。
这样的例子让上海教育人看到未来教改的方向。“高校关注了学生的研究型课程能力，高考的指挥棒就可以和高中课改结合在一起。”贾炜认为，能体现高中特色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研究性学习经历被纳入到综合素质的高考评价系统中，将促使高中的育人观念发生改变。
在上海，已经有75%的高中建起了创新实验室和主题类型实验室，突破以往学科实验室的设置，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义务教育阶段是打基础，基础越厚，未来空间越大。高中则要做特色建设，未来要从分层教育转为分类教育。”在贾炜的描述中，未来上海将用好高考改革的制度红利，构建高中特色发展的杠杆，同时在基础教育课改过程中突出课程的系统设计，重视基础性和纵向衔接性。
上海市教委主任苏明表示，上海希望通过深化实施教育综合改革，逐步构建三大制度体系：以遵循教育规律、回归育人本原为重点，形成促进学生德智体美诸育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育人制度体系；以加强顶层设计、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形成科学分离而又有机统一的“管办评”制度体系；以加强资源共享、促进融合互补为重点，形成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共赢的协同联动制度体系。
未来的上海教育要航向何方？“未来的难点，是公平和优质，不是提供有学上的公平，而是提供人人有发展机会的公平。”在翁铁慧的思考中，上海未来的教育发展要注重特色和多样化，关注每个孩子的个性和需求，构建起一个学校、学生、区域的整体质量体系，“如何追寻教育规律，符合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让每一个学生走向社会后更有创造性，是教育不懈追求的方向，也是接下来教改的难点”。
要推动教改这艘大船，国际化和现代化是手段，也是目标。上海将继续将现代化、信息化手段运用于教育教学，同时通过和国际接轨来观照自身。“上海无论哪一级哪一类的教育，在国际上都要有发言权，都要使国际上评价是一流的，同时完全符合现代化要求。这是下一步改革发展中非常困难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追求。”这是指引老船长向前航行的航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