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人员缴医保对不对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019年第一期《求是》撰文，提出要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
对此，舆论基本一边倒，讲理的讲理，拍砖的拍砖，认为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通。当然，楼继伟是学者型官员，比较务实，不会随便放炮。财政不能负担，他这个财政部长，为长远计，自然要发声，说一些犯众怒的“真话”。
逐步加深的老龄化社会正是这一切的渊薮。继多地养老金收不抵支之后，多地医保资金收不抵支也见诸于媒体。与此同步，继延迟退休在去年板上钉钉之后，退休人员缴纳医保也在新年伊始就被放出风来。养老和医保基金的支付压力，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财政的重中之重，经济在下行，收入在放缓，支出刚性增长，用一句经常形容国足的话，“留给财政部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造成医保承压结果的原因，却不是民众单方面使然，这里面需要民众做出“贡献”，以避免过度的代际透支和道德风险，但供给侧方面，政府仍有文章可做。
首先，医保基金和养老基金一样，都同时面临着“缺钱”和“盈余”的问题，一方面医保基金入不敷出是事实，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已有225个统筹地区的城镇职工医保资金出现收不抵支，占全国城镇职工统筹地区的比例高达32%，需要财政来兜底发放;另一方面医保基金“不差钱”也是事实，2019年，城镇职工医保基金结余8618亿元，算上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总结余过万亿元，钱趴在账上，为收益率着急。这种“悖论”的原因是统筹层次太低，基金不能在全国层面调剂多寡。资金大量沉淀和资金大量缺口共存的现象，既适用于医保，也适用于养老金。因此，统筹升级，需要有人来设计和执行。
其次，当初，考虑到退休人员在以前工作期间的贡献而免于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不仅是因为退休人员多为弱势群体，政策要有人情味，同时更重要的逻辑在于，他们工作期间所应留存的社保收益，彼时都变成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因此，他们的养老和医保成本，本来就需要补偿，而非站在道德高地。这是近年来包括延退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深层根源，即以养老金和医保基金为主的社保转型历史成本，到底应该怎么消化。国家、企业和个人，如何分担比例?
养老和医保，费率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6%，无论是跟发达国家比还是跟发展中国家比，都是名列前茅的，涨是不可能的，相反降的呼声愈加强烈。中央在2019年底也回应了这一呼声，明确表示要在今年减税降费。费率如此之高，新世纪前后的养老和医保转制，成本主要是由企业和个人分担，政府希望在发展中让市场将这块历史成本逐步消化，但到现在出现了困难，政府出手偿还，至少是一个选择项了。比例多少，可以权衡，但无法沿着最小阻力线绕着走了。还是楼继伟，在去年也曾说过，在“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的基础上，才有条件适时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