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提出，本修正案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也就是说，从2019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就正式落地了!
修正案草案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地方可以结合实际对允许再生育子女的情形制定具体办法。
具体规定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同时明确，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
有多少人符合全面二孩政策可以生二胎?
据专业调查机构零点的调查，2019年53.6%的城市育龄女性表示，如果符合政策打算要第二个孩子;而这一比例在2019年有所下降，在北上广三个城市中，比例最高的也只占到44.3%。
相比于“单独二孩”，“符合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育龄妇女人数在5000万以上。
在2019年3月的一篇论文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依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如果在2019年全面放开二胎，全国有1.52亿育龄妇女符合条件。
我国宣布二孩政策全部放开，很多人表示担心
(1)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和当前的老龄化社会现状严重不相匹配。
其实现状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老龄化现象已经进入高速轨道，而现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却逐渐呈萎缩状态，这可以从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的生育申请统计数据上看出。
所以，基于对将来年老后养老以及情感慰藉的考虑，很多人忧心如果不全面放开二孩，将来国家和个人面临的养老物质和情感需求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情感慰藉。
(2)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期待，还包含着社会各界对服务型政府决策效率的期待。
虽然二孩政策也才刚刚放开不久。但是，政策的结果反馈在大数据时代实际上是可以很快呈现出来的，因此传统的先试点再铺开的路子，可以简化再简化，简短再简短，因为一些七零后的母亲确实已经处在生育的最后期限，如果再拖上个三五年，一代人将丧失生育机会，成为永久遗憾，而这个遗憾，就目前来说，是可以通过加快政策制定的进程来弥补的。
(3)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未必造成国家的负担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一孩政策所限制的主要是公职人员，而这一部分群体对孩子的社会抚养能力是相对较强的，所以即使全面放开二孩，对于国家来说，负担未必就会增加，从人口的贡献率来讲，可能是一个正向的贡献率，而非社会负担。
民意不可欺，民意不可轻，在数次的表态和期待中，相关部门还需加快决策步伐，尽快给公众一颗定心丸才好。
(4)全面放开二孩不会造成人口暴增
对于全面放开二胎，专家和官员们表示全面放开二胎并不会造成人口暴增，全面放开二胎是必要的但并不是特别紧迫，国家会在下一个5年内实施或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为何会全面放开二胎呢?
1、单独两孩实践遇冷 生育率低到危险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9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9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虽然也有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没有根据，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没了人口红利，在竞争力上就少了一枚盾牌。
2、“银发危机”
从人口结构上看，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9年的15.5%。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出来。
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而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出生率降低，年轻人越来越少，今后谁来工作、谁来纳税、谁来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
3、“刘易斯拐点”隐忧
知识贴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它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关键诱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量的富余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催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目前农村问题频发。以“老弱病残”为主的农村人口结构已逐步凸显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乏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2019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04年开始民工荒，从沿海城市迅速蔓延到内地，此后再没有停止过，工资从那个时候开始上涨，也没有再停止过，而且是低端劳动者工资上涨。所以2004年肯定是一个起点。如果说区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010 年开始，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不是减慢了，而是一路负增长下去了，所以让我说一个区间，就是从2004年到2010年，这个区间总共才6年，但是这个区间在日本走了30年，在韩国走了40年，中国还是很快的。
4、“失独”社会之殇
近些年来，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从1982年的4.43人缩减至2010年的3.10人，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家庭的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许多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常感到有心无力、独木难支，而老人“失独”不仅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之殇。
今年7月19日，杭州失独老夫妻在女儿去世百日祭双双自杀的消息令大家心痛不已，同时也不禁深思：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家庭逐渐步入老年，失独家庭成为一类社会创伤。失独家庭所经历的心理创伤、经济压力、医疗养老问题超过一般家庭丧子后承受的痛苦，而这份痛苦谁能解?
5、男女比例失衡
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强化，这分别体现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农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节节升高，从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1.1。
政府自2002年开始“治理”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明文严格禁止使用B超等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此外，随着城市化的提升和农村生育观念的改变，对男孩的偏好也可能进一步淡化。与之对应，男女出生比例自2004年达到峰值的121.1之后，整体上开始下降，但到2019年依然处于 115.9的超高位。
男女比例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依然会长期存在;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