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末，我们常常要总结回顾，回顾一年的大事，我们会想到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并出台了《普通高中校长专业标准》（讨论稿），这直接关系到校长选拔、聘用和自身的专业发展。我们会想到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引用了经合组织(OECD)所提出的“核心素养”这个概念，将直接影响课程标准的修订，影响各个学科的教材编写，“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也随之出现，一种新的课程观念将直接影响学科教学。我们更会想到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牵动了千家万户，牵动了千万校长、教师的心弦。
但我以为我们这样回顾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是单一的权位思维，即仅仅思考决策者的影响力，国家出台了什么改革的措施，教育部出台了什么政策性的文件，潜意识里面我们把所有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甚至是把教育改革仅仅寄托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身上，以为只有政府才能根本解决教育的顽疾，只有教育部才能改变现状，而且对其单一希望往往又聚焦于其出台的政策和印发的文件上，最后我们的逻辑就演变成教育改革靠文件，课程改革靠政策。
我以为我们眼睛要向下看，向一线看，向一线的校长、教师看，政府当然很重要，政策当然很关键，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千千万万的校长、教师教育改革的文化自觉、课程改革的文化自觉，而这又取决于教师、校长是否真正具有主体地位，是否真正享有主体权利。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我以为2019年牵动心弦的是国内一批自由教师和一些自由校长的出现。这些摆脱了体制束缚的教师、校长，成了自由人，成了职业化的自由教师，成了职业化的自由校长，不再依附于公立学校的体制而生存，不再依附于私立学校的老板而生存，他们成了自由身，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享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权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对教育真谛的理解教育学生。他们的出现体现了教育本源意义的回归，他们从教育的原点出发，自觉地摆脱各种思想的束缚、体制的束缚、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束缚，以教育改革为己任，真正着眼于学生的发展，积极主动地进行课程变革的尝试，去实现他们的主体权利。这些自由教师、自由校长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反映，是一大群家长教育价值观发生较大改变的反映，没有社会的变革，没有认同这些教师、校长的新家长群的出现，这些脱离了体制的教师、校长，想靠教育来获得生存、自由、价值实现是十分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因此，自由教师、自由校长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教育价值观发生了一些有益的变化，又预示着教育改革的曙光、课程变革的希望已经出现，所以足以牵动校长心弦。（广东省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