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是一门科学。做好领导工作，必须认真研究、努力掌握领导活动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方法，解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桥”或“船”也就是工作方法的问题。当前，面对党的十五大和市八次党代会提出的跨世纪宏伟目标;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带来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面对蓬勃发展、千头万绪、十分繁重、艰巨而又光荣的首都各项工作;面对建国50周年大庆圆满成功之后，广大干部群众空前高涨的信心、热情和期望，进一步学习领导科学，改进领导方法，提高领导艺术，更好地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关于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问题，党的三代领导人和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很多论述。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指引和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涯中，曾多次就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谆谆教导全党同志。1943年，毛泽东同志曾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讲话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专门讲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58年初，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同志收集了许多同志的意见，又亲手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一采列重要思想和观点，在我们党的长期领导工作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奠定了党的领导科学理论的基石，时至今日重温起来仍然倍感亲切。通过对毛泽东同志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结合北京的工作实际，我想着重谈谈以下七个问题。
一、关于地方党委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明确地方党委的地位和作用，是我们探讨党委会工作方法的前提。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了建立党委制的重要，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建国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地方党委是本地区的领导核心，担负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对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实行全面领导的重大责任，包括对本地区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通过法定程序使党委的主张成为本地区的法规或政令;向同级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在本地区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组织、协调本地区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动员、组织所属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带领群众实现党的任务。由此可见，地方党委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是本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它所担负的是总决策、总负责、总协调、总指挥的角色，任务繁巨，责任重大，影响深远。因此，作为一级地方党委，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必须在本地区范围内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做得实，充分发挥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一是把好方向。最主要就是把好政治方向。党委必须善于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想问题和办事情，始终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地区得到准确、全面的贯彻执行。同时，作为一级地方党委，还必须善于把握时代脉搏，认清时代发展潮流;善于准确地判断形势，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动向;要有战略眼光和雄心壮志。这样才能把本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纳入正确的轨道，健康、快速发展。
二是抓好大事。从工作程序上讲，大事主要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重要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完善、重大问题的决策及组织实施，等等。从工作方面来说，比如大力发展首都经济、搞好四个服务、抓好城市建设与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党的建设等等都可以说是关涉全局的战略性大事。还可以分出若干第二层次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环境脏乱和交通拥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提高市民素质、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都丝毫不能放松。除此之外，北京作为首都，各种重大政治、社会活动频繁，这些也都是需要认真筹备、确保安全的大事。从一定意义上讲，“首都无小事”，我们在北京市工作的同志，都应当感到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
三是安排人事。毛泽东同志讲，“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可见，安排好重要人事是各级党委的重要任务，关系重大。根据干部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市委要集中精力抓好局以上干部和区县局级单位领导班子的配备，然后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要严格执行干部推荐和任免程序，重要人事问题要在组织考察和群众评议的基础上，由市委集体讨论决定。对于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及主要群众团体，同级党委要负责考察、推荐重要领导干部人选，然后按法定程序选举和任命。要坚持党管干部，不仅管好干部的选拔、任命，而且要加强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和监督。要严格执行干部管理的各项制度，完善监督机制，增强领导干部为民掌权、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四是统筹协调。地方党委要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就必须加强统一协调，把各党组、各位副书记分管的方面联络起来，整合起来，统一步调，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具体来说，就是对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重大问题要由党委的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人大党组要贯彻党委集体讨论的决议，通过人大的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变为人民的共同意愿;政府党组要贯彻党委的决议，把党的主张变为具体的政策和可操作的措施认真加以落实;政协党组要贯彻党委的决议，通过政协把党的主张变为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共识。党委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组织全市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各种工作关系，但不能包揽和代替人大、政协特别是政府的日常具体工作;而人大、政府、政协也必须自觉服从党委的领导，紧紧围绕党委的中心任务，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做好工作。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要加强联系沟通，使确定的各方面的任务成为各方面的共识，共同贯彻实施。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督查制度，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党委的重大决定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各党组、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纳入全局范围，从全局的高度考虑工作计划、措施;相互之间要加强联系，各尽其责，互相支持，团结协作。
二、关于贯彻民主集中制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遵循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一大创造，与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个人的实践和认识是有限的，对于国情、市情，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等一系列复杂事物和复杂过程的认识、判断和决策，必须依靠集体、依靠群众、依靠社会才能完成。因此，党的领导制度必须实行集体领导，采取民主集中制，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最科学、最有效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贯彻好民主集中制，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活动中的体现，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坚持集体领导，对于发挥集体智慧和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提高决策水平和办事效率，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坚持集体领导，就是凡重大问题都要由党委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党委会决定重大问题时，必须严格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一旦形成集体的决定，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维护领导集体的权威，绝不能背着组织另搞一套。坚持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有利于充分发挥班子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缺了这一条，再好的决定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什么事也办不好。正如列宁同志指出的：“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领导都要最明确地规定每个人对一定事情所负的责任，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邓小平同志也强调：“集体领导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实行个人分工负责，首先要求班子成员在紧紧围绕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开展工作的前提下，不管分管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要敢于对自己分管范围内的工作独立负责。其次要做到分工不分家。班子每个成员都要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关系。要防止互相掣肘、各自为政、削弱和摆脱集体领导的倾向，不能片面强调分管工作的重要而影响全局工作。每个成员都要积极主动地向集体通报自己分管工作的情况，并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和支持。
二是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民主原则和集中原则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二者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民主是集中的群众基础，没有广泛的民主，集中就无从谈起，也就失去了实际内容;集中是民主的深化和保证，没有集中，民主就不会有正确的方向，也不可能保证实现。民主和集中的正确结合，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经验证明：党内民主需要集中指导;而高度集中如果离开民主的制约，将变得十分危险。贯彻民主集中制，首先要在集中的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要本着团结的精神开展健康的批评，鼓励下级党员群众来讨论领导机关的决议，允许大家提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只有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和商量过的意见，才能比较充分地反映和体现出正确的意见。其次，还要切实保障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要维护全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权威。对北京市而言，就要切实维护市委的权威，保障市委对全市的领导核心地位。对于党组织的决议，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只有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集中全党的智慧，动员一切力量，更快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是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在党委“一班人”中，书记的作用很重要。毛泽东同志说“书记要善于当好‘班长’”。书记如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书记在集体领导中负有主要责任，但“书记与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书记也必须服从大家的决定，决不能压制别人，更不能凌架于集体之上。书记要在会前出“安民告示”，让大家都知道要讨论或决定什么问题，并早做准备。在会上要造成便于讨论的气氛，并且注意听取大家的意见，争取做到集思广益，避免做出仓促的表决或者生硬的结论。书记还应该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同志一道工作，做到彼此能够互相谅解，以便调动每一位成员的积极性，使大家都能主动做到从全局的角度参与决策，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谅解，真正形成班子集体领导的整体合力，保证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三、关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一个基本的领导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这个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出真知，一切正确的认识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广泛实践。一切理论认识、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都必须、也只能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同时，也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政策才能够化为物质力量，实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因此，我们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才能够拥有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不竭的力量源泉。
从当前首都的工作来看，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领导方法也很有现实意义。比如前一段时期，我们提出城市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什么叫“以人为本”?一层意思就是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切身需要为城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城市建设资金投向哪里?选择什么项目?把解决什么问题作为当务之急?决定这些问题的根本依据之一就是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再从城市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思想来看，也同样如此。要把北京城建设成什么样?标准可能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着力建设一个与发展首都经济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适宜人生存、生活、工作和发展的大环境。“以人为本”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要广泛依靠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作为我们搞好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根本力量。建设首都这样一座拥有1000多万常住人口和几百万流动人口的特大城市，如果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那就失去了最稳固的基础，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由此，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必须认真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再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常讲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怎样依靠?根本的方法也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如何正确地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和工作方法呢?关键有三点：
一是坚持一切为了群众。这是实践上述领导方法的前提。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变化的新形势下，更需要深化这个认识。我们只有在思想上真心实意地为了群众，才能在行动上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才能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几十年来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法宝。刘少奇同志也曾经明确指出“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就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地、无条件地坚持这一点。
二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领导方法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方面。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尊重群众，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及时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形成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从而推动我们的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
三是要一切依靠群众。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我们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党的一切政策和主张都来自群众，又靠群众去贯彻和实现，并且通过群众的实践使它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离开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将寸步难行。因此，要完整地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还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凡重大政策和重大举措，在实施前都要向群众反复宣传，求得群众的理解，获得群众的支持，化为群众的行动。这样，我们的事业就有了强大的后盾，就可以攻克任何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四、关于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也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要坚持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对于市委这一级党委来说，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北京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中央对北京市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同我们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首都特点的发展路子。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反过来指导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源泉、动力和终极目的，也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理论与实践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不可分离。离开了实践，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了科学理论，实践就是盲目的，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因此，任何重大社会事业的成功，无不以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前提。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两代领导集体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两次认识上的飞跃，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充分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大威力。相反，只讲理论的教条主义和只重实践的经验主义都曾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过严重的损害。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什么时候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好，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当前，在跨世纪的征途中，在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时刻，能不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显得更为重要。市委作为一级地方党委，能否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不好，不仅是对我们领导水平、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一次检验，也直接关系到首都各项事业的成败。
怎样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必须努力学习，全面系统地掌握科学的理论。理论是管全局、管规律、管发展趋势的，又是管思想、管信念、管灵魂的。只有全面、系统地掌握了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才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几年来，我们在理论学习上下了很大功夫，成效是明显的。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学习的自觉性还不够高，系统性还不够强，对许多理论的理解和把握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比如说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现代市场经济的丰富内涵是什么?它与社会主义制度怎样有机结合在一起?在结合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新情况、新问题?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如何有效结合起来?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究竟应该如何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什么会出现通货紧缩趋势?该如何应对?再如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个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它的丰富内涵是什么?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以及它们与经济发展之间深刻、广泛的内在联系是什么?还有中央提出在当前要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那么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是什么?等等。对于诸如此类的一些理论问题，我们往往知之不多、知之不全、知之不深。所以，理论学习上还要再下功夫。
第二，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握市情，做到“胸中有数”。掌握了理论就好比有了箭，但还必须找到确切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客观实际。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委会工作方法12条中，有一条叫做“胸中有数”，就是要求我们对实际情况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不仅要有定性的、概念上的认识，而且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做到“胸中有数”，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对现实问题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一个时期以来，市委在加强调查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市情的理解和把握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我们对许多事关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还若明若暗，胸中无数。比如，发挥首都的科技智力优势，那么首都的科技智力资源总量究竟有多少?结构如何?分布如何?有多少是北京市能够支配的?有多少是能够转化或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多年来首都的科技成果“墙内开花，墙外结果”的现象很多，到底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工作问题，还是政策问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首都经济的核心和希望所在，我们一直在大力倡导，也明确了五大支柱，但是具体到每一支柱内部，我们到底有哪些产品?有哪些技术储备和后劲?在全国范围内相比，处于什么位置?再说国有企业改革，全市国有资产的质量、结构、运营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的一些主要企业、主要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究竟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有多少是规范运作的，有多少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多少是翻牌的?再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增加并日趋尖锐，症结到底在哪里?领导和群众在对这些矛盾的认识上有哪些不同?等等。因此，今后还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加大调查研究的力度，力求对市情有更清晰的把握，做到胸中有数。
第三，必须善于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在掌握了理论，并了解了实际之后，最关键、最重要，也是难度最大的就是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解决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我们提出了“首都经济”这个概念，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发展的思路、方向和重点，很快就得到了全市上下的赞同和认可，这可以算是一个“结合”的成果。再如，我们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结合北京的环境状况，制定了治理大气污染的一系列紧急措施，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以及广大市民的支持和拥护。但也要看到，这方面还远远不够。比如，如何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首都的实际相结合，制定出首都未来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首都的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加快构建北京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如何把十五大提出的所有制理论与首都经济的所有制状况相结合，开创首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如何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与首都的科技智力资源状况相结合，逐步走出一条有利于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路子;如何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与首都的地位、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建设首善之区的有效途径，等等，许多问题还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五、关于学会“弹钢琴”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要求党委会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大家都知道，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同时，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引申到工作中，就是党委既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弹钢琴”不仅是一种必要的领导方法，更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它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所以必须全面地看问题，切忌片面性。同时，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解决问题必须要善于从各种矛盾、各种联系中准确地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换言之，就是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既要统筹全局、兼顾方方面面;同时又要集中精力抓关键，积聚力量攻重点。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陷入繁琐的事务主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