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核心，只能是使每一个儿童都不被留守。希望，那些通过个人努力难以实现的“共同生活”梦想，可以由政府及社会帮他们实现。
像是对各种返乡情绪的纾解，也像是摸着乡土中国的脉搏，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于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印发。《意见》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留守儿童”的另一个说法是，“父母双全的孤儿”。这种表述，已经不仅是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更是一种情感及心理状态的描述，是一个关乎国家及民族未来状态的描述。来自全国妇联2019年6月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102.55万，其中独居留守儿童已达205.7万，留守儿童的心理和情感贫困程度比物质贫困更为严重。留守儿童已是全社会之痛，此痛焚心蚀骨。
留守儿童毫无疑问是一个需要政府予以“兜底”的问题。但是，即便排除一些地方政府完全不具有相应的责任意识，或有责不履的情况，我们仍不妨追问的是，除了保证留守的孩子有学可上、拥有基本生存条件之外，政府能做的到底是什么？换言之，当一些儿童依旧与亲情阻隔于无尽的时空，当他们依旧成为“父母双全的孤儿”，他们“留守儿童”的身份真的改变了吗？显然没有。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家庭生活对儿童心理与人格的养成，也不会有任何关爱可以取代来自父母家庭的关爱。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核心，只能是使每一个儿童都不被留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见》在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中，明确提出“外出务工人员要尽量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在我看来，这应当成为更受关注的方案之一。
惟“共同生活”能解救留守儿童，这就需要外出务工人员流入地城市或政府真正参与进来。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地通常更具有经济与资源的优势，有能力给予外来务工人员更健全的福利与生活保障。另外，考虑到许多流出地是贫困落后地区，则流入地的富裕与现代化程度，不论对于儿童的成长，还是对于这个正处于城市化转型、急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度而言，都具有更大的意义。
实现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人员“共同生活”的梦想，当然并不容易。一方面，如何通过顶层设计或建立转移支付，
使流入地政府愿意与流出地政府一起承担起“共同生活”的责任，是一个考验。另一方面，许多外出务工者常常变动不居，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及政府补贴，建立探亲机制，使留守儿童能常常有机会与父母团聚，同样需要更精当更体贴的操作。
“幸福就是沉香和妈妈在一起”，这是电影《宝莲灯》中的一句台词。那个时候，我幼小的女儿交由乡下的爷爷奶奶照看，有一天，她独自看到影片此处时，突然泪流满面，吵着要妈妈。此景曾让我们闻言心碎，其后无论如何都务求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基于此我也希望，那些通过个人努力难以实现的“共同生活”梦想，可以由政府及社会帮他们实现。愿天下儿童都不被留守，都拥有幸福。
本报特约评论员杨耕身
